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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号转网来临前,那些“狼来了”的日子

浏览次数:    时间:2019-03-16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镁客网

2019年3月,北京的初春尚有寒意。金融街31号跟往常一样,熙攘穿梭。4号上午九点过后,杨杰起身坐电梯到大厅,等待他的是一起战斗过的老同事、老部下们。今天杨杰将从31号走到中国移动集团所在的29号,他的身份正式由中国电信的掌舵人变成了中国移动董事长兼党组书记。

三年半之前,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也是在同样一个大厅含泪挥别同仁们,转身去了中国联通,而同一天奚国华退休,尚冰接任中国移动董事长。这场调任中,时任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与王晓初进行了职位互换,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常小兵在中央第八巡视组的突袭下落马,那年年底,电信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杨杰将代行董事长。

那场人事变动的背后是4G牌照刚刚下发之时,用户市场在风暴中蓄势待发。而这一次,变动发生在5G前夜,携号转网成为这个春天的新命题。

3G背锅

94年联通成立的时候,电信还归在邮电部下面。直到2000年,三大运营商的雏形才基本确立,虽然中间因为铁通、吉通等的加入有过短暂的七雄时代,但终归到底,庄家还是现在的这三家。

2000年以前,固话仍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通信主力,虽然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在当时是市场的弄潮儿,但飞速增长中的手机用户量暂时还是无法与固话相比的。三家的角色中,联通、移动是负责移动通话业务的,而电信在当时被分配的是承担固话业务。

这三大运营商中,最早成立的是联通,可差了点运气的也是联通。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的时候盘了下联通的资产,发现只有23亿元,负债率87%而业务份额只有7%。即便后来联通率先牵手苹果,拉动了不少用户,可直到2018年底,它的用户量才超过电信,而不是永远的“垫底儿”。

2009年初工信部下发了3G牌照,但是这并没有给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和用户容量市场带来刺激性的飞跃,对三大运营商而言那几年“心虚”的成分更多些。3G的存在,广告做得比网络好。不管是移动的TD-SCDMA,或是电信CDMA、联通的WCDMA,本质上并没有带给用户真正的3G体验。

但是凭借2G时代的存量,中国移动当时一骑绝尘,收入和用户量都是三家之首,当年年底它的用户量达到了5.22亿,全年收入为4521亿元,垫底的中国联通则是1539.5亿元。但是3G牌照的下发,除了各据一方的网络制式,也让三大运营商意识到这是终端助力的好时机。而联通就在此时,在刚刚操盘过企业重组的时任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带领下,当机立断第一个与苹果达成了三年独家销售协议,不仅在面子上扳回了一城,也为后续3G用户增量的发力和4G时代站稳脚跟埋下了伏笔。

只是iPhone一直用的是高通芯片,它无法兼容中国移动TD-SCDMA制式。3G的那几年中国移动眼睁睁地看着用户一个个转投了联通的怀抱,当时联通3G单月新增用户量就达到了百万。后续电信也是凭借着和苹果的合作,在3G的尾声时代大大地抢了一把用户。

尽管3G时代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服务充满了“尴尬”意味,但是它和智能手机厂商之间相互拉动带来的增长却不容小觑。3G运营两年后,借着苹果入华的东风,内地智能手机市场的关注比例在这一年达到了81.8%,由运营商催生的“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生猛了得,“充话费送手机”的广告随处可见,算上后入场的小米,整个市场为4G的到来准备好了一张大大的画布。

比起联通和电信的敲锣打鼓,没能牵手苹果的中国移动也没有闲着。虽然没有3G业务的优势,被动地被联通和电信拐走了不少用户,但是依然凭借用户惯性在2012年将自己的3G用户量升至8240万,同时也在部署着TD-LTE网络,一切都在等着4G来临时扭转局面。

然而3G贫瘠的那几年,却恰恰是三大运营商新型增值业务快速崛起的时期。

4G搅局

以中国移动为例。2003年开始,各省都陆续推出了彩铃业务,但随后时任四川公司数据部经理李向东提出了要以统一模式对彩铃业务发力,从而建立了中国移动音乐基地。基地模式的出现,对中移动可谓是影响至深。它不仅牵扯出之后数年中移动备受诟病的腐败案,还成为了4G时代影响用户版图的重要因素。

音乐基地采用的是互联网分销模式,令传统唱片公司又爱又恨。爱的是数字音乐带来的分成诱惑难挡,恨的是这一举动几乎毫无过渡就把传统唱片行业打懵。当时音乐基地专门建了一个网站12530,用户可以直接下载最新、最热的单曲作为自己的彩铃,这其中还分为彩铃版和全曲版,两者收费不同,且唱片公司不可直接提供彩铃版,必须由音乐基地指定的第三方公司进行截取制作才可以,而这个十几秒“截取”的动作,则需要版权方向第三方制作方进行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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